他们没有组成一个团体

Bappy23

澳大利亚统计局总部位于澳大利亚首都特区贝尔科南。比吉拍摄。 CC BY-SA 3.0，来自维基共享资源。
ABS House 是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总部，由 Bidgee 设计。CC BY-SA 3.0 通过Wikimedia Commons提供。
因此，澳大利亚官僚主义的优越性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就是建立了庞大的研究机构，这并不令人意外。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 是所有民主国家中最全面的国家统计机构之一。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SIRO) 是一个国家科学研究机构，其规模和总体影响力在发达国家中无可比拟。生产力委员会——CSIRO 的经济和社会对应机构——在新西兰以外，在其他地方也没有类似的机构。

官僚主义在澳大利亚盛行的一个更普遍的后果是其公共行政质量的提高。因此，1942 年，新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纳尔逊·T·约翰逊发现，澳大利亚是一个惊慌失措、士气低落、群龙无首的国家。他向富兰克林·D·罗斯福报告的唯一好事是“在世界上很难找到比他更优秀的公务员”（《美国人眼中的澳大利亚，1935-1945年》， PG Edwards，1979 年）。

官僚主义的其他后果则更为悲惨。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门的高层实在是太优秀了。太多人才被吸引到那里，他们不愿意浪费时间在三份备忘录上。而且，官僚主义的过度繁文缛节不可避免地激起了澳大利亚社会的独裁主义情绪。因此，澳大利亚统计局在 2016 年 8 月 16 日最近的人口普查中，对任何未完成普查的人处以每天 180 美元的罚款。（相比之下，在新西兰，未完成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最高罚款为 500 美元，媒体报道称没有高于 200 美元的罚款。）澳大利亚统计局以典型的专横方式下令，所有未明确要求提供纸质表格的人都必须在线完成人口普查，这加剧了这一罪行。不出所料，8 月份那天，1000 万户家庭试图登录，却发生了计算机故障，严重损害了人口普查的完整性。更可怕的是，不久之前，用一位法官的话来说，“这个国家最严重的内幕交易案”在澳大利亚统计局内部酝酿。

最重要的是，官僚主义的威望让澳大利亚政治得以回避价值问题。它让政治人物们假装把每个问题都归结为虚假客观的官僚主义评估。理想被轻视，并在被忽视中消亡。

官僚机构也需要理想，尽管澳大利亚的官僚机构不断扩张，但其精神却在衰败，因为它未能维持其自身的“长老会”价值体系，即“高尚和坚韧”。官僚机构的理性法律逻辑被流行的魅力型领导精神所削弱，这种精神是从“市场”中强行移植而来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被忽视，官僚机构成为薪酬丰厚但能力可疑的澳大利亚企业阶层的另一个管理游乐场。纳尔逊·T·约翰逊的后代是当今各种政策失败的无用官僚机构。

澳大利亚值得怀疑的“人才”无疑已经凝固了。
1940 年 10 月 1 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从菲利普·福尔曼法官手中接过美国公民证书。照片由《纽约世界电讯报》和《太阳报》摄影师 Al Aumuller 拍摄。通过 Wikimedia Commons 进入公共领域。
1940 年 10 月 1 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从菲利普·福尔曼法官手中接过美国公民证书。照片由《纽约世界电讯报》和《太阳报》摄影师 Al Aumuller 拍摄。通过Wikimedia Commons进入公共领域。
然而，过分强调这一观点是有危险的。人们常常将爱因斯坦捧上神坛，孤立地评价他与他的同时代人，公平地说，他那些精辟而深刻的言论往往适合简短地引用。他的著作是给声音文化的一份礼物。但事实是，爱因斯坦在经历二十世纪的大危机时，往往是与人为伴的。他经常与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知识分子保持联系，这些知识分子可以大致称为与社会主义国际类似的“自由国际”。他们包括甘地、阿尔伯特·史怀哲、弗洛伊德、托马斯·曼、伯特兰·罗素、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乔治·伯纳德·肖、罗曼·罗兰和约翰·杜威。
也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他们经常签署宣言、联名信、参加支持和平运动和类似事业的会议。爱因斯坦认识他们所有人或与他们通信。在他更乐观的时候，他认为知识分子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建立一些永久性组织来制度化这种活动，以对公共事务施加“有益的道德影响”。这从未发生过，但这种愿望一直存在。

爱因斯坦激进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和可见度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这是他所传递的信息的道德基调。他的立场  尼泊尔电报号码数据库  特别非政治化，远离党派，一般超脱于日常的政治斗争。爱因斯坦经常被指责为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但更准确地说，他的影响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基本原则上，从而对当前的做法提出了挑战。现在，我们对政客的动机和行为已经习以为常，这不仅影响了我们对政客的看法，也影响了我们对批评者的看法。我们既不相信政治家，也不相信他们公开表达的理想主义。我们确信，在现代政治这个无情的混战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利动机。爱因斯坦所处的政治文化明显更愿意表达道德价值观。

爱因斯坦信息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他真正的全球视野。从小，爱因斯坦就反对国家和民族主义。16 岁时，他离开德国前往瑞士并放弃了德国国籍。后来，他在瑞士工作时被要求保留德国国籍，但希特勒上台后，他又失去了德国国籍。1940 年，他成为美国公民，但始终保留瑞士国籍，因为他认为瑞士最不受导致其他国家陷入战争的态度的影响。当伯特兰·罗素列出签署《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科学家名单时，他并没有将爱因斯坦列为美国人，而是将他的国籍描述为“某种程度上的全球性”。因此，爱因斯坦似乎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动机，而正是这种动机使二十世纪成为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世纪。简而言之，爱因斯坦是一个代表着比民族生活更伟大事物的全球性人物。

爱因斯坦在他的时代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人们既恨他，又爱他。他选择的战场至今仍在，尤其是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确保了他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具有影响力。